雷达武京闽｜疫情叠加衰退：国际反危机机制会失灵吗？｜抗疫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专刊·特稿·重识中国与世界（二十）⑭

Original 雷达武京闽探索与争鸣杂志 2022-08-24

收录于合集 #2020年名家特稿 2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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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叠加衰退：国际反危机机制会失灵吗

雷达｜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

武京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副主编、编审

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4期·抗疫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专刊

本文系《探索与争鸣》杂志“重识中国与世界”专题（二十）

原题《疫情叠加衰退：呼唤多边反危机协调新模式》

专刊链接见文末

非经注明，图片来自网络

“新冠疫情”与“经济衰退”

2020年注定载入史册，成为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打破了中国传统春节祥和喜悦的气氛，为抗击疫情所实施的网格式布控隔绝措施，不仅造成了中国经济的短期停摆，也扰乱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社会发展扶贫脱贫战略的收官步伐，给中国长期增长的经济施加了下行压力。

而当中国付出巨大代价渡过了至暗时刻，在新增确诊人数明显下降之际，海外确诊人数却快速攀升。随着新冠疫情在欧美蔓延，全球金融市场迅速做出反应。自2月24日以来，美国股指连续受到重挫，幅度之大超乎寻常，标普500指数四次向下熔断是市场前所未有的。与此同时，美联储的反应也在不断地改写着历史：3月3日，美联储在议息会议之前突然宣布下调美国联邦基准利率50个基准点，这一操作手段改变了美联储多年以来的降息惯例（以往美联储降息的幅度一般都控制在25个基准点的水平）。紧接着，3月15日，美联储直接将基准利率降至零，这是有史以来美联储最大的单次减息力度。这些举措还仅仅是美联储超常规货币政策行动的开始，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一贯认为，救助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应当迅速果决。一旦经济衰退被“金融加速器效应”放大，经济衰退的幅度及救助的难度将成倍放大。

2008年金融危机之所以造成巨大的破坏，原因之一就是美联储错失了救助雷曼兄弟的关键时刻。相比2008年，美联储应对新冠疫情的政策调整要更为积极。3月23日，美联储再度出手，宣布将通过全套工具支持家庭、企业和美国经济，其中最受关注的一条是“无限量购买国债和机构抵押支持证券”，市场解读为“无限量、无限续杯式量宽”。货币政策的这种极限操作，既在挑战美国金融市场吸纳流动性的能力，也在挑战新古典宏观货币政策的理论。在财政政策方面，参议院通过了2万亿美元的刺激方案分别应对新冠疫情和经济衰退，货币和财政两大政策均一步提升到历史空前的力度。尤其是货币政策大举购买政府债券，已经在事实上实施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的政策主张。尽管该理论近年来引起了理论界的热烈讨论，也遭到了主流经济学家的强烈批评，但距离真正实践似乎相差十八千里。

事实上，疫情的暴发使所有的理论争论都偃旗息鼓，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主张直接付诸实践。同样，欧洲金融市场与美国市场同步下挫，欧洲央行也紧随美联储之后宣布了确保流动性的量宽政策。相对美国的经济基础而言，欧元区的货币政策更加接近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主张。

种种迹象表明，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将不可避免地引发深度经济衰退，海内外已有大量的研究机构对这轮经济衰退的程度进行了预测，美国华尔街投资界的普遍观点认为，这次衰退的严重程度可能是2008年次贷危机的两倍左右，而OECD分季度预测了疫情对全球增长率的影响，最高值是2020年第三季度，全球GDP的增长率会下降1.75个百分点。IMF在4月14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如果全球疫情延续到2020年第二季度的话，那么世界经济的全年增长率将为－3%，比之前的预期下调了6个百分点。当然，还有更悲观的预测，认为疫情可能会导致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

新冠疫情的外生性质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路径

疫情的传播还未停止，目前各种机构对疫情导致衰退的经济预测都不可能是准确的，全球经济衰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在全球蔓延的规模和速度。因此，与其测算经济衰退的程度，不如客观地梳理一下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冲击的路径。

首先，对全球经济运行的周期而言，疫情的暴发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外生经济冲击。通常，对于一次普通的外生冲击而言，经济周期变动通常会随着外部冲击事件的消失出现一个V形反弹，例如中国2003年的SARS疫情、2008年的汶川地震，以及其他国家出现的一些自然灾害，从总体上并不会改变经济周期的基本走势。

然而，与以往的外生冲击相比，这次的新冠疫情从传播范围来看具有系统性特征，目前疫情已蔓延至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60个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系统性风险很可能对现存的社会经济运行系统产生冲击，形成所谓次生性灾难。这种次生性灾难，既可能是国别层面的，也可能是国际层面的；既可能对现有的制度产生冲击，也可能使传统的政策手段丧失功能。而这种次生性灾难和最初的疫情外生冲击本身的持续时间已经没有直接关联了，因此，通过评估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持续时间来预测全球经济在未来的衰退程度，至少在逻辑上是不完整的。

其次，对新冠疫情本身的判断，尽管从科学层面的全面评估还有待时日，但是一些基本的共识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医学界的普遍看法是，到目前为止，针对新冠病毒并没有特效药品，抗病毒疫苗也需要6~8个月后才能研制成功，而到临床运用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基于这一医学判断，对人员流动的控制和隔离成为抗疫最有效的手段，疫情传播严重的国家在经历了初始阶段的短暂试错之后，抗疫模式越来越向着控制人员流动的隔离模式趋同。当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抗疫模式越来越趋同的时候，各主要经济体在疫情叠加经济衰退的现实环境中，也就会面临共同的两难抉择——在抗疫和经济增长目标之间的权衡取舍。

再次，疫情对于经济增长的外生冲击是双向的，即在需求和供给两端都会对经济产生冲击。从需求端看，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至少有四个方面：其一，人员流动的阻断和经济活动的停摆将造成家庭和企业收入的下降，导致社会整体的消费需求下降。其二，疫情对人们消费预期的影响从心理层面来说是长期的，即便疫情过去之后，人们以往消费方式的恢复也需要经历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调整过程。其三，全球范围人员流动的控制隔离必然对正在调整过程中的全球价值链产生负面的冲击，这种冲击会使中间产品的需求下降。其四，疫情的全球蔓延对主要大宗商品造成了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需求冲击，金属、能源、农产品等均受重创。

从供给端来看，也存在着三个方面的冲击：其一，人员流动控制必然导致生产的停摆，造成生产过程的直接经济损失，这是显而易见的。其二，人员流动的控制和全球价值链的中断已在全球出现，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冲击使得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国家政府在动员资源、组织生产等方面的能力受到掣肘。这一点在以金融、高科技为主的发达经济体中可能表现得更为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战时紧急动员之所以能迅速组织军事物资的生产，是因为当时钢铁、化工、机械等重工业的价值链分工主要集中在美国国内。而今天，尽管美国启动了国家紧急状态法以及国防生产法，但迄今为止，美国并不能很好地解决抗疫物资生产的问题，就连核酸检测试剂、呼吸机、防护用品等物资在疫情暴发初期也未能满足抗疫的基本需求。其三，在疫情冲击下，各国中小企业均面临收入下降，甚至现金流枯竭、破产倒闭的风险，这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外生冲击的结果。外生冲击在中小企业间是不存在效率差别的。因此，政府在应对这种外生冲击时，如果放弃对中小企业的救助，会产生供给总量的损失和价值链中断的结构性损失；而如果政府选择救助，则很可能由于无法甄别企业间的效率，造成救助过程中生产的效率损失。

从上述新冠疫情的全球外生冲击所造成的系统性险的性质判断，任何受疫情冲击的经济体，都无法独善其身，无法单独依赖一国的宏观政策来应对这种疫情叠加衰退的全球性危机。

新冠疫情对传统反危机国际协调机制的挑战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恢复，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周期逐步趋同，反危机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的任务，因此，G7逐步发展成为西方国家应对经济周期、协调反危机政策的主要形式。在此之后，随着以东亚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崛起，国际间反危机的政策协调机制范围由欧美拓展至全球，199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G20替代了G7，成为国际间反危机的主要协调机制，这一协调机制在2008年的次贷危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主权国家政府间通过政策协调机制来共同应对周期性危机，本身反映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在治理全球化进程中存在以下两个主要问题：

其一，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各国经济交往的加深和相互依存度的提高，经济周期的趋同实际上是国别宏观经济波动的外部性表现，这是全球化外部性的第一种表现方式。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的其他外部性现象也会逐渐暴露出来，如果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不能在解决全球外部性问题上提供有效的解决机制和方案，那么全球化就有可能在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功能失灵的情况下陷入停滞甚至逆转。

其二，以G7或G20形式来进行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以“京都议定书”来解决全球气候的外部性问题，这是对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度外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它能解决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与全球化进程不相匹配的矛盾，对促进全球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这种一事一议的协调机制，由于缺乏制度安排的保障，会随着全球化参与国家数量的增加而造成议事成本的上升，以及协议约束力的下降，使这种国际协调的效应日趋减弱。同时，这种协调机制自产生以来，也一直未在参与国之间的权力和义务、成本和收益上进行合理的配置。因此，这种协调机制在真正解决全球化问题时缺乏长远性和系统性，而只能针对一些紧迫的短期的问题协调应对之策，这一点最明显地反映在G7和G20的协调机制中。例如，G7和G20通常只能对周期性危机的协调达成一致的成果，而在诸如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全球可持续发展议题等方面则推行困难。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有些学者认为G20这样的国际协调组织在长期对于全球治理而言是无效的，或是多余的。

从上述两点分析中，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作为协调反危机的多边合作机制，G7和G20在短期是有效的，或者更严谨地说，这些协调机制都曾取得过很好的反危机业绩。然而，在这次疫情叠加衰退的全球危机面前，即便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形成的并取得过成效的反危机协调方式也将会面临新的挑战，具体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目前各国抗击新冠疫情的措施来看，越来越依赖于人员流动的控制和隔离，这种人员流动的停滞在国别层面表现为生产过程的停摆，而在国际层面则造成要素全球流动的中断和全球价值链的脱钩现象。

事实上，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西方主要国家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兴起，全球价值链延伸的趋势受到了一些阻碍，但是在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体系中，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逻辑会被全球资本扩张的逻辑所制衡。因此，近些年来全球价值链延伸趋势的趋缓，将更多地表现为结构性的调整和重塑，而不是碎片化的国别基础上的价值链的替代。根据王直等人的计算方法和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公布的研究成果，2010—2013年，全球价值链的长度增长较快，2013—2015年间增长速度有所放缓，2015—2017年全球价值链出现了缩短的现象，这说明即使在经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价值链延长的趋势也没有发生逆转。而对于2015年之后全球价值链出现缩短的现象，现有的文献和测算并没有给出趋势性的结论。

然而，本轮疫情叠加衰退的危机，实际上暴露出的问题是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在治理外生冲击的外部性方面缺乏有效的措施和手段，一旦这类外部性事件冲击到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全球价值链分工时，世界经济的参与国必然会改变以往对经济全球化的评判标准，即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向更多民生安全的考量。因此，疫情叠加经济衰退对全球价值链的冲击与西方国家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政策的冲击相比，在性质上就可能发生变化，疫情叠加经济衰退有可能从长期趋势上逆转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价值链也可能因此被碎片化的、以国别为基础的价值链所替代。

这种冲击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甚至不是以十年为周期的阶段性标准所能度量的，而很可能需要用半个世纪甚或百年变迁为历史坐标来审视世界格局的变动。这是世界经济的主要参与国在面对本轮疫情叠加经济衰退的危机面前应该全力避免的，作为现存国际经济秩序补充形式的反危机政策协调机制，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在治理全球化外部性上的制度缺陷，仅凭现有的协调机制和政策手段很难应对此次疫情叠加衰退的全球性危机。

第二，在现存的反危机协调机制的政策工具箱中，传统的政策工具主要是从总需求角度对经济周期进行逆向操作。但是，在此次疫情叠加衰退的危机过程中，外生冲击在供给和需求两端均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打击，这必然会影响到反危机政策的效应。从货币政策来看，近30年来，每当周期性危机出现时，各国银行也都从流动性角度考虑，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通过金融稳定来维持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格局，这种货币政策协调在以往的反危机过程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时也明显地呈现出效应下降的疲态趋势。2008年危机以来，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下，美国的企业债务率在不断攀升，金融市值的泡沫已经成为维持美国企业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张的因素。时至今日，货币政策理论早已不再拘泥于LM曲线（以货币数量作为工具的时代）和Taylor规则（宏观经济理论新共识的时代）。

美联储

非常规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以及零利率下限和负利率下的货币政策传导问题，已经成为主流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的组成部分。美联储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中已经进行了非常规的市场操作，其行为已超越了中央银行的职责范畴。而在此次的货币政策中，美联储又从“量宽”发展到“无限量宽”，试图用货币政策的极限操作向市场输入流通性来维持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然而，这次美国金融市场的剧震并非流动性短缺所导致，而是由于对新冠疫情失控的恐慌而导致全球金融市场重度下挫，进而大幅度消灭了流动性。如果不从源头上解决疫情对生产活动、对经济造成的冲击，仅凭各国央行在流动性注入上形成协调一致的行动，恐怕也很难制止美国乃至西方主要国家的金融动荡。

在财政政策方面，每轮反危机过程中，美国都会产生新一轮的国债规模扩张高峰，而美国国债的购买者主要是美联储、各国主权基金、共同基金以及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美国财政刺激政策的实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依赖于美联储购买国债的操作。而近些年来，反危机中美国国债更多的是被各国主权基金作为美元资产而持有，美国的反危机财政刺激的成本无疑会在各国之间进行分摊。与此同时，参与协调的其他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体系下，由于可以从美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中获得对总需求刺激的溢出效应，因此，也就有了购买美元资产的内在动力。这就不难理解，在每一轮全球性问题到来之际，美国都会积极地启动G7或G20形式的政策协调机制来共同应对危机。

与以往不同，尽管在此轮疫情叠加衰退的危机中，美国同样采取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规模已超过了2008年的次贷危机。但是，美国迟迟未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领域采取积极的行动。对于这种异于常态的行为背后的真实原因，我们在短期还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一个简单的逻辑可能是：在不合作的情景下，美元仍然具有较强的避险属性，美元资产仍然是各国主权基金的主要选择，美国国债非居民持有的格局并不会因为美国的不合作政策而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这也许是美国政府最想看到的结果。退一步讲，即使在此次危机中，由于美国的不合作政策，导致各国主权基金改变原有的美元资产配置比例，美国仍可以用“无限量宽”的货币政策来辅之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的“无限量宽”似乎已为此轮不合作的反危机行为做了政策准备，只要美国不合作的反危机政策效应稍好于其他主要经济体，美国国债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相结合的优势仍然能体现出来，各国主权基金对美元资产配置的比重会随着反危机进程的推进而重新恢复，危机调整的成本最终还是要其他国家来承担。正如美国前财政部长康纳利所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是你们的问题”。

杜克大学4月17日发布的CFO对美国经济的信心指数

但是，如果进一步仔细分析，美国的这种不合作反危机逻辑在此次疫情叠加衰退的危机中是很难成立的。因为按此前的分析，如果此次危机改变了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进程，那么，国际贸易萎缩的结果将是对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需求的下降，美元指数持续走高的趋势会在疫情叠加衰退的危机中被逆转。与此同时，在抗疫过程中出现了世界经济的停摆，短期内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用国内的价值链迅速地替换全球价值链，美国在这方面并不具备经济结构的任何优势。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外围新兴经济体很可能还存在着一定的经济结构优势。因此，不能寄希望于美国不合作的反危机政策取得比其他经济体更好的效果。在全球价值链中断的情况下，实际上其他国家也不可能获得美国财政政策对总需求刺激的溢出效应。其结果是，美国不合作的反危机政策很可能造成其他国家进行反危机政策协调的意愿下降，G20的作用将可能在本轮危机中进一步下降。

基于上述分析，在美国实体供给层面不能迅速好转的情况下，财政扩张加“无限量宽”的货币政策带来的结果，很可能是在美国经济社会中已经消失多年的通胀局面。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尽管通货膨胀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美国超发货币的恶果总会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20世纪70年代，货币超发的恶果是全球经济失衡和滞涨。20世纪90年代之后，尽管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施掩盖了货币超发的通货膨胀恶果，却导致全球更加严重的金融泡沫，最终结果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掀起一轮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潮流。然而，宏观审慎监管真的能掩盖住经济失衡的恶果吗？以此判断，不合作的反危机政策也许只是美国政府在疫情初始阶段短期的试错尝试而已，而试错的结果很可能是美国重新打开国际合作反危机的窗口。

第三，此次疫情叠加衰退的危机，其传导途径是公共卫生事件 → 公共管理的应急 → 经济活动的停摆 → 经济增长出现下降的拐点 → 反危机应急。这一传导路径在国内层面产生了控制疫情与经济增长目标之间进行权衡取舍的决策制衡。而在国际协调的反危机层面上，则是要求反危机的政策与公共管理政策进行统筹。G20的反危机协调的基本原则是经济上的互惠共赢，而且这种互惠共赢在短期就能体现。而此次疫情造成的国际经济交往的中断，阻碍了各国刺激经济政策的正向溢出，这就使得G20在此轮危机中较难找到合作的切入点和政策实施的发力点。

多边反危机协调新模式何以可能

尽管现有的国际反危机协调机制在此次疫情叠加衰退的危机面前面临着多重挑战，但是全球共同的抗疫和反危机的需求仍然存在。

首先，从总体上讲，疫情的蔓延威胁的是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必须依赖人类共同的智慧和力量来进行应对。其次，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无论是疫情还是经济周期的外部性，都确定了任何一国的单边手段无法控制外部负效应的全球传导，这也提出了全球进行应急合作的客观要求。再次，从价值链角度看，任何国家都不具备国别价值链对全球价值链的替代，因此，在疫情叠加衰退的危机面前，走向协调合作是各国政府最终的理性选择。最后，由于疫情的全球蔓延在时间上存在先后差异，在国别空间上也有程度上的差别，这也为此次反危机提供了合作协调的可能和空间。

为了克服现存国际协调机制在应对此次危机时所遇到的困难，国际社会有必要在协调机制的创新方面进行合作。由于此次危机是从公共卫生领域向经济领域蔓延，因此，现有的公共卫生的国际协调机构应该加入疫情防控的经济成本评估的指标，以便为各国经济决策部门在抗疫和经济增长的权衡取舍中找到最优的平衡点。同时，现存的反危机政策协调机构也应该加入公共政策的协调机制，通过公共应急政策的管理来消除社会对疫情不确定的恐惧，并恢复传统的货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刺激效应。当然，在这次疫情叠加衰退的危机过程中，我们更应该重新审视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处理全球外部性事件中的制度缺陷，以全新的全球治理的理念来改革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要求。

在创新反危机协调的新模式方面，除了在理念上长期准备之外，迫在眉睫的是在全球疫情尚未控制、全球反危机缺乏协调切入点的现实面前，我们应该改变以往国际经济协调的利得观念，从民生安全和人道的立场出发，共同抗击疫情，阻止外生的疫情冲击产生制度和政策层面的次生性灾难，以人类对疫情的共赢为前提，实现反危机协调的共赢，并尝试在一些具体的领域开展国际间的合作和协调。

第一，此次危机的源头来自公共卫生领域，因此，国际合作和协调也应该从该领域入手，加强信息合作和交流，为今后复工、复航制定统一的国际宏观控疫和微观健康标准，为避免后疫情时代可能出现的国别、种族和制度性歧视制定新的国际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现存的不同领域的国际合作组织之间应该迅速开展抗疫和反危机的合作与协调。IMF等国际经济组织也应该对经济不发达地区进行抗疫援助，并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技术指导来加以实施和落实，以帮助世界卫生组织提高在全球抗疫过程中的行动能力，而不是在全球灾难面前削弱现存国际组织的权威性。

第二，此次疫情中出现的经济停摆，造成物资供给的结构性短缺，需要通过国际协调的方式来进行资源的应急配置和物资的应急调度，特别是与抗疫相关的医用物品，急需各国政府的通力合作和协调，目前仅靠民间的应急反应和市场的自发调节，有可能非但不能缓解，反而会加剧各国间抗疫物品的结构性短缺现象。

第三，此次疫情给各国经济带来的最大冲击在于其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各国目前也分别从财政上对企业进行补贴和降负支持，这种政策从国别基础上能够稳定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不发生动摇。但是除此之外，国际间也必须针对此次疫情的影响，对国际贸易已签订而未能履行的合约的仲裁、赔付以及延期支付等问题采取协调措施，以国际统一的标准来应对全球性外生冲击给微观企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且在世界经济的主要经济体之间，特别是在G20成员之间“采取共同举措，减免关税、取消壁垒、畅通贸易”，以维护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为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附录：2020年第4期·抗疫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专刊文章链接

赵修义 | 专业主义：“硬核”医生走红彰显社会进步| “大流动、高风险社会的抗疫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圆桌会议①

何怀宏 | 共同体：人类文明长久的存续之道 | “大流动、高风险社会的抗疫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圆桌会议②

邓伟志 | 回归常识：疫情对人类的最大提醒 | “大流动、高风险社会的抗疫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圆桌会议③

沈国明 | 法治：风险社会治理的根本遵循 | “大流动、高风险社会的抗疫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圆桌会议④

杨国荣 | 回归理性：疫情防控的应有之义 | “大流动、高风险社会的抗疫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圆桌会议⑤

郭齐勇 | 自省：中华人文精神的时代品格 | “大流动、高风险社会的抗疫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圆桌会议⑥

陈忠 | 弹性：风险社会的行为哲学应对 | “大流动、高风险社会的抗疫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圆桌会议⑦

孙向晨 | 中道：后疫情时代亟待重建社会共识 | “大流动、高风险社会的抗疫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圆桌会议⑧

张成岗 | “风险均等”：走向以责任为核心的合作式治理 | “大流动、高风险社会的抗疫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圆桌会议⑨

李楯 | 我们怎样应对突发事件——与陈国强院士等商榷 | 2020·04期抗疫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专刊⑩

赵建 | 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经济走向——理论框架、动态比较与应对之策 |2020.04抗疫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专刊⑪